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是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的中国新型智库。作者：郑永年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在5月8日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中，李家超当选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人选。随着香港新特首的产生，新一届香港政府即将成立，香港的未来在于既要和祖国大陆融合，又要与世界接轨。香港应该如何做？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的研究团队就此问题与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教授进行了深入讨论，本文系根据此讨论形成的文稿。
5月8日，李家超以1416张票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李家超当选后，香港将走向何方？他将如何影响香港的未来？或许我们可以从他4月29日发布的选举政纲要略窥一二。李家超的施政重点中，提升香港未来竞争力的举措备受关注，他主张要主动发掘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并配合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做好国家与世界各国互联互通的桥梁。
李家超的主张与粤港澳大湾区作为连接“双循环”的重要平台和关键节点的定位及使命是一致的。尤其是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鼓励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香港作为大湾区四大核心城市之一，如何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发挥香港的国际优势，融入大湾区乃至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同时抓住大湾区发展机遇，巩固香港国际一流大都会地位？这将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命题。
“国家统一市场”概念最早来源于欧洲。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因为没有了“中央权力”，自治的城市在西欧兴起，城市的主体或者统治者往往是商人。商人主导下的城市是早期的市场平台。不过当时的城市市场只是后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强调的自发形成的初级市场，规模小，还远远不是国家性的统一市场。在高度分散和分权的封建制度下，尽管存在着地方性市场，但这些市场都是分割的。正是国家的统一，才导致统一国家市场的形成[1]。欧洲国家的统一是政治精英和商人（资本）合作的产物。国家统一往往通过战争达成，政治精英因此需要商人的支持。同时，国家的统一意味着国家市场的形成，商人因此支持国家的统一。在一个统一市场形成之后，资本才有机会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获得更大利润。因此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是先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统一市场，然后逐渐在几个主权国家的统一市场间形成了欧洲核心圈，再从核心圈逐渐扩散到整个欧洲。北美也是一样。美国早期是邦联制，各州独立的关税及经济法律催生了严重的贸易壁垒，再叠加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及外部威胁等问题，美国推动了从邦联制到联邦制的转变，其中统一市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通过运用联邦宪法“州际贸易”条款和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对州际贸易进行统一治理，逐步破除各州的关税及妨碍州际贸易的各种壁垒，消除了市场封锁分割、地方保护等，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而后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美国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联合加拿大、墨西哥形成了区域间的统一大市场。因此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主要经济体都是先破除国家内部的贸易壁垒及阻碍，建立了国家内部的统一市场，然后逐渐走向国际，建立更大的统一市场。在这一点上，东盟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一个佐证。而二战以来出现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无论是区域的还是国际层面的，都是统一市场原则的应用和朝着统一市场的目标迈进的。中国虽然自秦朝便建立了统一国家，实现了文字、行政区划、度量衡等方面的统一，这也是美籍日裔作家福山为什么说中国秦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国家的原因。但我们要注意到，中国的统一国家与欧洲的统一国家是不一样的。欧洲的统一国家是统一市场的建立为标志的，商人作为市场的主体，在国家统一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中国的统一国家是以官僚国家的形成为标志，官僚是作为市场的主体。中国在文字、行政区划、度量衡等方面是统一，这些的确在客观上有利于统一市场的建立。但事实上，中国的国家统一市场从未出现过。因为官僚建制是市场的主体，中国的市场始终是被行政建制所分割的。此外，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商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缺位，也决定了中国很难如欧洲那样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拓展全国性市场。中国在“全国统一市场”上的探索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如火如荼进行，然而改革也伴生了地方权力过大、“诸侯经济”等问题。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样板的外在背景下，当时的中国兴起了一场关于新威权主义的争论，产生了打破地方诸侯经济，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呼声。而“全国统一市场”的概念在中国真正正式提出，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正式确定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就提到要建立一个开放统一的市场经济。十四大之后，几乎每次党代会及政府文件都会提到开放统一市场建设的相关表述，但并没有具体的阐述。而这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系统阐述了全国性统一市场，所以说这份文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仍需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疆域广阔，各地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在短时间内从一个分割的市场形成国家统一市场，几乎是不太可能。欧洲的统一市场建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而中国只是政治上是统一的国家，但中国的地方差异性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因此中央在指导文件中提出，要优先推进区域协作，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但这些区域市场在建立规则的过程中不要各搞一套，它们是开放型区域市场，不是封闭型区域市场。这些区域市场必须是开放的，规则必须由中央来统筹，区域只是作为执行的抓手，而不是建立互相分割的独立市场。建立区域大市场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整合为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一）建设统一大市场，要统一规则统一标准，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要明确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一方面是为了更高效地整合全国市场推动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通过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这些年一直在强调，要改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要做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在实践层面，“三化”是互相影响互相强化的。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就是市场化。市场化要用什么来统筹？我认为是法治化，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没有法治就难以建立统一市场。而这个法必须是国家的法律，不是广东的法律，不是深圳或者广州的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行政单位在法律面前也是平等的。再者，因为中国是在开放状态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有机部分，没有国际化则无法在全球经济中有效运作，更不用说是发挥中国的竞争优势了。我们要认识到，没有法治化、没有法律的中央化是难以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而没有法律和国际的接轨，就不会有国际化，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统一规则，统一标准。而目前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差距。世界银行自1980年代以来的多项研究表明，中国的地方政府倾向于和世界经济打交道，而不善于和其它地方政府打交道。很多研究也发现，中国民营企业都喜欢跟外国的企业做生意，而不愿意与相邻省份的企业做生意。为什么呢？我认为这里面是规则的问题，中国企业之间的生意不受规则约束，甚至没有规则，成本就很高。再比如新冠疫情以来的防疫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尽管国务院三令五申，给出防疫政策的指引，但没有几个地方在服从，各地我行我素。不用说两个省了，就是同一个省里两个城市的防疫政策也不统一，同一市里两个区也不统一。即使是最标准化电子化的健康码，各地也不统一。市场规则的不统一，直接导致了交易成本的上升，从而阻碍了市场的高效运转。从这个角度来说，统一市场的建设，就是要统一规则，统一标准。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还要继续与国际接轨。加入WTO表面上看是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但实际上WTO的规则对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去年中国申请加入CPTPP，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的第二次入世。WTO是一套规则，RCEP是一套规则，CPTPP则是比RCEP更进一步的规则，而规则是统一市场的基础。我们要通过与国际规则的对接来建立我们国家的统一市场。如果不与国际规则对接，哪怕形成了国家统一市场，从长远来说市场也会变成封闭的、不开放的，从而走向衰弱。（二）建设统一大市场，要打造地域嵌入性的世界级经济平台，保持区域经济技术持续升级我们需要正视一个事实，为什么美国面临这么大的治理危机，但没有影响美国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从大萧条以来，美国先后经历了二战、冷战、越战，可以说是危机不断，即使是现在也正在经历着民主危机和治理危机。但是为什么美国的技术仍在发展，美国仍然吸引着世界上最多的最优质的资本、技术、人才？根据美方的统计，尽管受到疫情和中美关系紧张的影响，2021年中国依然有85000人拿到了美国留学签证。全世界的人才还是往美国跑，资本也是，技术也是。我以前提出了“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的概念，旧金山、纽约、东京等，都是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平台通过营造区域经济、知识和规则一体化的市场法治化国际化环境，对世界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形成巨大吸引力和向心力，推动区域优势产业完全嵌入到全球生产链，从而保持区域经济技术持续升级。所有优质的资本、优质的技术、优质的人才都往这些平台集中，而且来了之后就走不了，优质的资源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离开了反而无法生存。我认为这就是不管发生多大的危机，美国的技术、经济仍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即使发生了街头革命、社会革命，都不会影响到这些地方。这几个平台似乎是“孤立”的，与总体的社会情况相隔离，能在很大程度上抵御外界的动荡。（三）粤港澳大湾区统一市场要逐步发展为南方共同市场，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粤港澳大湾区作为连接“双循环”的重要平台和关键节点，应在国家统一市场建设过程中积极发挥领头羊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要形成区域一体化市场，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一是要整合内地9个城市的规则，二是要将港澳的国际化规则整合进大湾区。香港和澳门的很多规则都是非常国际化的，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我们应该思想解放，把港澳规则直接引入大湾区。在港澳规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做加法”，把内地的一些好规则加上去，例如高科技、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市场建立起来后，可以向东向西向北辐射扩散，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福建—台湾海峡两岸经济区实现互联互通，最终建立一个庞大的南方共同市场，同时对接东盟等更大的世界市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方面，这是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市场建设经验的推广，是最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在开放市场的情况下，各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共同拓宽市场，降低甚至消除地区差距，从而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南方共同市场应该以企业为主体，形成比较优势，减少区域之间重复制作的低层次低附加值产品，减少内耗型竞争，杜绝恶性竞争。规则的统一是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基础。而在西方要与中国脱钩的情况下，我们的规则不仅要中国化，更要国际化。否则我们的规则只是内部的规则，封闭的规则，无法实现走出去。而如何实现国际化呢？最方便最有效的规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把港澳规则应用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是个国际金融中心，港交所是世界上主要的交易所之一，也是连接中国与世界资本的主要窗口。深圳也在大力发展金融，深圳证券交易所是中国新兴企业的集中上市地。广州是华南地区金融监管机构的所在地，新进落户的广州期货交易所是我国首家混合所有制的交易所，有望在帮助中国实现定价权和风险管理上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粤港澳大湾区仍未真正实现世界级的金融平台。即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可取代，但是金融需要实体经济作为服务对象，香港产业的空心化导致香港极易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受全球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及内部经济社会矛盾的影响，香港金融中心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而对广深而言，其金融发展起步较晚，缺乏系统性及国际性，难以充分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但从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视角来看，香港与广州、深圳在金融发展的侧重点不同且相互互补，而大湾区的内地城市除广深外，东莞、佛山也是世界级制造城市，实体经济对金融的需求极大。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应充分发挥彼此的优势，打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正如新当选的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于4月29日发布的参选政纲中提出，香港要抓紧大湾区建设带来的金融发展机遇，与湾区各城市合力通过互联互通扩大金融市场的规模具体来说，一方面将香港的金融服务业的规则延伸到内地城市，支持广深金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可加强内地金融市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为香港金融市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内在稳定器，为香港金融服务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2]李家超的参选政纲中提出，要提升香港竞争力，发展成为科创中心。[3]这也是港府一直以来产业转型的主要方向，2015年香港政府组建创新及科技局，大力推动科创中心建设。然而即使如此，香港科创领域规模仍然优先，仅从本地制造业产值来看，过去5年始终在400-500亿港元间徘徊，2020年下降到420亿港元。[4]而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则有较好的表现，尤其是深圳，近来有“东方硅谷”之称，其科创中心的地位也是倍受认可的。广州、东莞、佛山凭借其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也在大力发展科创产业发展。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制造业要高速发展，需要很多国际风投资本助力，国内在这方面仍存在系统性障碍。虽然国有资本参与风投工作，但其受国企领导任期的限制，它更追求短期利益，这与真正的风投对长期利益的追逐是相悖的，因此国有资本难以充当风投角色。民营资本则受市场制度的影响，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此目前国内有相关需求的企业多是通过香港引入国际的风投。缺乏国际风投资本的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很难真正成为国际科创中心。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与香港是非常互补的，我们可以利用香港的制度优势，结合内地城市的科创与制造业优势，打造世界级的科创与制造业大平台，畅通国际风投资本的进入渠道，服务壮大湾区的科创与制造产业。香港目前有6所世界排名位列前500的大学，其中4所大学跻身全球百大。香港大学的基础研究能力有目共睹，但是它缺乏科研成果转化的空间，这导致港科大始终无法成为斯坦福。李家超的参选政纲中提出，要善用香港在大湾区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型科研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共7所“双一流”大学，均在广州深圳，然而单论大学的教育及科研水平，湾区内地城市短时间内仍无法超越香港。但是广深制造业发达，培育了科研成果转化的土壤，比如华南理工大学在汽车领域实现了很好的产学研一体化，香港科技大学也有许多科研成果在广州转化落地。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整合资源，打造世界级的科教平台。现在广州深圳已经在大力引进香港的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办学，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以及预计于今年9月开学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合作办学只是一个开始，但我们更应在此基础上探索更系统更开放的合作方式。一是充分赋予办学自主权，鼓励直接套用香港本部学校的管理模式及教育方式，为内地学校教育改革提供试点样本，并逐步探索推广。二是充分利用香港教育资源的国际性，面向亚洲甚至国际招揽人才。比如香港科技大学的历任领导目前在亚洲各大学担任领导职务，通过港科大的跨国关系网络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如推动大学教研和教育资历互联互通，从而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作为联系平台，面向亚洲甚至国际招揽英才，从而将大湾区打造成为国际人才库。[5]三是充分利用大湾区的科研成果转化土壤，积极对接香港的科研成果，畅通科研设备、科研经费的跨境高校流通。
参考文献：
[1]深刻认识统一市场的内涵和特征 http://www.china-cer.com.cn/guwen/2022042918125.html[2]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应对外部冲击的现实基础https://research.hktdc.com/sc/article/NDU4ODYzMzA4[3]李家超政綱︱北都會為新引擎 建國際創科中心：無創科無未來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764935[4] 香港经济：后疫情时代能否转型国际科创中心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business-57132989
[5]陈惠云:《南沙打造制度型开放试验区可行性研究》，广州市南沙区发改委课题项目，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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